2023年12月25日,《光明日报》文学遗产版刊发我校人文与教育学院“帽峰学者”张学松教授理论文章《流寓与山水美的发现》。这是我校人文与教育学院自2022年成立以来首次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发重要学术文章,是学院专业建设、学科建设的优秀成果,彰显了“质量立校、人才强校、特色兴校、改革活校、依法治校”治校方略下的“广州理工力量”。

《光明日报》系中共中央主办,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。其“文学遗产”专版始创于1954年,是古典文学及相关领域的重要学术园地,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张学松教授在流寓文学与文化方面深耕多年,曾主持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中国古代流域文学研究”(15BZW053),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国古代流域文学理论研究”(21AZD132)。本次所刊发的《流寓与山水美的发现》系张学松教授流寓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。文章将山水游览分为“探游”“赏游”“宦游”“忧游”“漂游”,列举郦道元、徐霞客、王羲之、王维、谢朓、柳宗元、苏轼、杜甫、李白等多位古代文人,区分了他们的山水游览之别,指出“谢灵运之后,中国山水文学的主体和经典多为流寓者所创作”“‘流寓’则成为山水之美发现的重要原因”,并从作家与山水主客两方面论证了其具体原因。

张学松教授该文章社会影响较大,刊发后已被光明网等全文转发。



光明日报《文学遗产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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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转载如下:

只有到山水之中方能发现山水之美。宗炳的“卧游”乃中国美学、艺术学的重要概念,为学术界津津乐道。但“卧游”绝非发现山水美的途径和方式。从《宋书•宗炳传》“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遍睹,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”原文来看,宗炳的“卧游”缘于“老疾俱至”即他老了病了游不动了,且“卧游”的目的是“澄怀观道”而非仅仅为了欣赏山水之美。即使为了“观道”,宗炳也是主张亲历游览的,其《画山水序》曰:“圣人含道应物,贤者澄怀观象。至于山水,质有而趣灵,是以轩辕、尧、孔、广成、大隗、许由、孤竹之流,必有崆峒、具茨、藐姑、箕首、大蒙之游焉。”宗炳一生漫游山川,西涉荆、巫,南登恒岳,其“卧游”是“老疾俱至”的无奈之举。“卧游”可驰骋想象领略山水之美,类于李白的“梦游”,但终究是隔了一层,其所游者皆非现实中大自然的山水,李白笔下的天姥山与现实中的天姥山大相径庭。

由于动机及原因不同,山水之游览可分为“探游”“赏游”“宦游”“忧游”“漂游”等。以探求山水之原貌、大自然奥秘者谓之“探游”,如郦道元、徐霞客等;以游览山水而获得精神享受赏心悦目者谓之“赏游”或“雅游”,他们所游之山水包括自家庄园别业中的山水,如王羲之、王维等;因仕途坎坷辗转地方做官或四方作幕即“宦游”者,其游览山水也可谓“宦游”,如谢朓等;由于流放、贬谪,为了纾解心中忧愤而游览山水,姑且谓之“忧游”,如柳宗元、苏轼等;因战乱漂泊而游览山水者可谓“漂游”,如杜甫等,李白政治失意,“帝赐金放还。白浮游四方……”(《新唐书•李白传》),其山水游览也可谓之“漂游”。这并非科学分类,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做了如此大体区分。

“探游”“赏游”“宦游”“忧游”“漂游”与“卧游”不同者均为亲历游览。“探游”以“求真”为主要目的,故其成果首先要具有“科学性”,《水经注》《徐霞客游记》首先被作为舆地之学术著作正在于此。袁崧“以山水为知己”的观点颇有重要意义,但《宜都记》仍被作为地方志书。“赏游”“宦游”“忧游”“漂游”与“探游”不同者,如法国汉学家保尔•戴密微所言,是游者“到深山野岭寻觅哲理的、美学的灵感”(钱林森主编《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——古典诗词》)。但“赏游”的主体多为贵族、文雅之士,其游览之山水既有“深山野岭”江河湖海,而更多的是自家庄园别业中的山水,游览山水是他们的精神追求,士大夫的一种生活风范,游览时显得从容而优雅。如王羲之《兰亭诗》之三:“三春启群品,寄畅在所因。仰望碧天际,俯盘绿水滨。寥朗无涯观,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功,万殊莫不均。群籁虽参差,适我无非新。”兰亭聚会时王羲之尚未辞官,贵族身份,政府官员,生活富足,同流雅聚,游山观水,只为获取山水之“理”“适我”之趣,并没有更多的情感投入,显得闲适优雅从容淡定。唐代王维“亦官亦隐”,既有别业庄园又享受皇朝俸禄,其以“赏游”为主的山水诗如《山居秋暝》写景如画情景交融,也显得优雅和从容。而“宦游”“忧游”“漂游”就不同了,其主体皆为流寓者,他们在流寓地或流寓途中的山水游览,绝没有那么从容优雅。谢灵运是“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”(朱自清《经典常谈》),被称为山水诗鼻祖。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创作于他被排挤外放永嘉之后。《登上戍石鼓山》写于景平元年(423年)春天。诗一开篇即抒迁谪之悲异地乡愁。因“汩汩莫与娱”“欢愿既无并”,便在“发春”时节“登蹑”山水以寄“托”情怀,纾解“忧忧自相接”的忧愤。“极目”“回顾”山水之景后,忧愤依然难平,哪会有王羲之那种优雅从容啊。

谢灵运之后,中国山水文学的主体和经典多为流寓者所创作,如柳宗元“永州八记”、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等。永州在唐代本为蛮荒烟瘴之地,可谓“穷山恶水”,自柳宗元“永州八记”问世后,永州山水美名远播,“西山”“小石潭”等遂成风景名胜。因而“流寓”则成为山水之美发现的重要原因。流寓何以能发现山水之美?这要从作家与山水主客两方面讨论。

首先,山水具有“怡情适性”“纾忧解愤”作用。巍巍高山滔滔江河本为大自然的一部分,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,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,而且可陶冶人之精神,怡情适性。《诗经•溱洧》写春天青年男女相邀到溱洧河畔游玩观赏,尽管带有谈情说爱之目的,但溱洧之水“方涣涣兮”“浏其洋矣”则使他们感到“洵[~符号~]且乐”。谢灵运《游名山志并序》曰:“夫衣食,生之所资,山水,性之所适。”其《游赤石进帆海》写在游赤石山之后,扬帆入海,舟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,顿感“矜名道不足,适己物可忽”。所谓“适己”即游览“溟涨无端倪,虚舟有超越”之大海,让作者“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然自足”(《兰亭集序》)。柳宗元被贬永州,内心忧愤不已,元和四年(809年)他登上永州西山之巅,“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”,消解了“恒惴栗”的精神痛苦,进入了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然境界。

其次,流寓遭际给作家提供了发现山水之美的机遇。名山大川举世皆知,当然也因文人墨客的作品而声名愈彰,如泰山与杜甫《望岳》等。但,有些山水则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,如永州山水。《袁家渴记》:“永之人未尝游焉,余得之,不敢专焉。出而传于世。”《石渠记》:“惜其未始有传焉者,故累记其所属,遗之其人,书之其阳,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”《石涧记》:“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?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?”袁家渴、石渠、石涧这些永州山水,一直不为外人所知,柳宗元游之记之方得“传于世”。柳宗元之所以能发现永州山水之美,正是流寓遭际给了他机遇。第一,由繁华帝都被贬永州,心中忧愤精神痛苦,需要借游览山水以纾解(已如前述)。第二,柳宗元流寓永州,基本没有公务。其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:“自为罪人,舍恐惧则闲无事。”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说他:“闲居,益自刻苦,务记览,为辞章,泛滥停蓄,为深博无涯涘,而自肆于山水间。”读书著述和肆意山水成为他在永州的主要活动。不仅柳宗元,文人遭贬做地方官如苏轼等基本“闲”无公务,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游览山水。谢灵运虽是“太守”实职,但“出守既不得志,遂肆意遨游”(《宋书•谢灵运传》)。第三,作家到“深山野岭”(江河湖海)是以审美的眼光“寻觅”山水之美和“哲理的、美学的灵感”。柳宗元以四百钱购得钴鉧潭西小丘后:

即更取器用,铲刈秽草,伐去恶木,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,美竹露,奇石显。由其中以望,则山之高,云之浮,溪之流,鸟兽之遨游,举熙熙然回巧献技,以效兹丘之下。枕席而卧,则清泠之状与目谋,瀯瀯之声与耳谋,悠然而虚者与神谋,渊然而静者与心谋。(《钴鉧潭西小丘记》)

这段记述描写形象地再现了柳宗元“寻觅”发现山水之美获得“美学的灵感”的过程,堪称经典。小丘之美的发现令作者喜出望外,“清泠之状与目谋,瀯瀯之声与耳谋,悠然而虚者与神谋,渊然而静者与心谋”,“谋”者商议也,这里形容作者之“目”、之“耳”、之“神”、之“心”与山水之“清泠之状”“瀯瀯之声”“悠然而虚者”“渊然而静者”相遇、相接、相协、相通、相融的情景,正是刘勰所言灵感到来时“神与物游”的情景。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写西山之美的发现与此仿佛。谢灵运《登江中孤屿》写山水美发现过程也与此类似。作者怀着寻“新”探“异”的审美目的到江北游览,当激流横渡舟行至江心时眼前一亮:“孤屿媚中川”。这江中的孤屿多美啊,仰望蓝天俯视大江,云日辉映,江天一色,作者不禁感慨道:这山水的外在“灵”异秀美和内蕴本“真”意趣,世人过去从未得以欣赏更无人传扬。江中孤屿之美正是有赖作者的发现并“传于世”。